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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奇闻异事,罔不毕录”:上海“城”的移动
发表日期:2019-06-04 | 来源 :www.guoquan.cc | 点击数:
本文摘要:如众所知,上海租界对于公用事业的建设,是领风气之先的,有的甚至与发达的欧洲几乎同步,至少就其着手考虑和筹划而言,比如在1875年就已经建成中国第一个自来水厂。世界上第一辆有轨电车问世在1881年5月,当年7月的上海英商怡和洋行,就向租界当局提议在

如众所知,上海租界对于公用事业的建设,是领风气之先的,有的甚至与发达的欧洲几乎同步,至少就其着手考虑和筹划而言,比如在1875年就已经建成中国第一个自来水厂。世界上第一辆有轨电车问世在1881年5月,当年7月的上海英商怡和洋行,就向租界当局提议在租界内兴建有轨电车,并被法公董局所采纳并开始进行研究。也正是由此,《申报》的“市政”——关于公用事业的建设和讨论,自然就带有了启蒙“新”知的意味——改变中国人视野和认知,与之前的传教士刊物(《六合丛谈》《遐迩贯珍》等)发生了勾连,更与其之后的《点石斋画报》,“以描画世界奇迹的方式达到传递新知识和启蒙的目的”有了一脉相承之处。在这样的脉络中,“愈矜奇”,不仅代表着一种文明和先进,也是衡量一国之经济发展状况及其实力的标志,而这,也无疑正是报纸要着力推动的:“西洋诸国,皆专心于制造而注意于营谋。制造之精,莫巧于机器而可夺天工;营谋之善,莫美于流通,而必须人力。此西洋诸国之所以日见殷富强壮也”,“电报”“保险”和“拍卖”,就是此类深得“奇技异能”之法而又便于用者。所以,有了轮船,“则百货不忧其不通,万商不患其不至”,于国家大事更是有利无弊:方便赈灾、转运贸易货物,促进各地人员流通等等,何乐而不为!信局之设,“不徒能代寄音信而已,又可附寄货物,满奁盈箱;兑会银钱,积千累万。虽千里亦若面谈,而万件均同手授,且为时亦不至十分延迟”。其无论于公于私,均“甚为稳妥,计时甚为捷速”。电报,在“西国都郡县镇业已装遍,四通八达经纬纵横无处不到。凡遇至要之事,用电线通报,虽万里之遥,片刻周知,所以有裕国便民之宏用。至于行商坐贾,更不可少”。即便如建立“博物院”一类,也是为“广见闻,备器械,精格致,斗智巧起见,而非仅侈瑰奇新异之观,玩弄供设之宝而已”。甚至连转载自香港报纸的,也大多着眼于此类“炫耀人之耳目者”,比如“扬声筒、风秤、制冷房”,英国新造一炮,发射之快,天下绝无仅有,或者创设电报之人击士者去世。

“出奇异便工力”,更是推动“名都大邑”发展的强大动力。当年的英国,能够在短期内得以“勃兴”,其秘密就在于此:1807年通“煤气灯”,1881年造出“火轮船”,1816年有了“矿灯”,使此后矿工下井无安全之虞。1801年实行人口造册;又花巨资凿洞建桥,使火车“疾过逾鹰隼,风雨无阻”,电气铁线越海底而至“比利时、法兰西”,“远近皆不能限”,还有“广新闻纸以布大公于民”的大举措。遍数了这些软硬建设,报纸坦诚相告,“英国勃兴之大略,已具于此,是以详论国事者所当知也。”以此来看,《申报》特地将日本驻美大使与美国总统的会见一事,见诸版面,恐怕背后就有深意。听听美国总统对日本大使的训导:“敝国近日于新美政事业已讲求无数,但欲致富强,必先增广贸易,暨用机器以收织造之益,立电报以速音信之通,劝民出洋贸易雇工,使见闻日广,且得学别国勤敏,以为易俗移风之助。更立日报,使吏治整饬,民冤得伸”。日本果然奋起直追,“所建火轮铁路巳成,试之迅捷异常”,“不独贸易场中殊形便利,既书札之传递,消息之通流,其利益有不可胜言者,中国奈何置而弗为哉?”或许《申报》正是借此敲山震虎,鞭策上海不断汲取西洋技术,继续推新创奇。在机器制造局所造轮船下水之后,报纸载一长篇小记,细数船的方方面面,最后勉力夸奖:“夫制造局之设于今将十年矣。督理局务者,能以所事为事,召匠必择其善,购物必求其精,故能月异而岁不同。其所造之轮船,亦能日新而日盛。充斯量也,其制造之法,不几可日进于泰西诸国矣。”可见正是向西人学习才有今天成果。所以,“倘使中国能效欧洲诸国之所为,仿其新法,习其各业”,不信中国不进于强盛,“为世上最有权自主之国者”。

如果“现代不仅是理性的时代,它也是惊异的时代、非凡的时代”,因此是“从现代性的震惊开始”的话,那么,《申报》的这些“愈矜奇”,并非如西方一般,由惊异激发起好奇和对未知的征服和探索,而是跟随“仿其新法”,最终“进于泰西诸国”。《申报》的“愈矜奇”,是闻所未闻之“新”,不是新旧断裂之“惊”;是争色斗艳之“异”,不是探究创造之“奇”;是“中华一大名区”的炫耀,也是上海文化之景观,此也正应了那个断言:“从下水道系统到发电厂,基础设施在城市的功能发挥和情感知觉之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”

“功能发挥”和“情感知觉”,除了附着于具体技术设施,同样表现在市政建设过程所体现出来的程序、规则和制度。以“苏州河上大桥”华人过桥收费讨论为例,就起因看,主要是关于过桥费征收华洋是否平等一视同仁,但从两造的你来我往中,却扯牵出一大堆背后的各种因素,包括该桥来历、经费来源及现状管理之类,从而处处让人感到租界上海公开而有章法:“顷闻数日前,华人各公所已遣人至工部局,向其理论”,而且“工部局曾经议过,欲措资桥主买作公桥”,只因船主不允遂作罢。更应引起我们注意的是《申报》之居间作用,它在《辨易公桥论》一文以类似“编后”(本馆谨启)的形式,直接质疑其中的事实及其观点。如果这尚且还是为华人说话的一种姿态,那么这最后的声称,“本馆凡便民生,补国计者,无不详考审论,非敢专执成见,亦非游移罔据”,清楚表明报馆组织并参与这种讨论本身——“详考审论”,就是“便民生,补国计”的重要方式。查看工部局董事会关于这道桥的讨论记录即可发现,其前后持续了好几年,内中关系错综复杂,既牵涉中西权力归属,桥的合同契约;也牵涉原有桥主的经济利益,甚至不排除乘机敲杠。此外,买桥或建新桥的经费预算及其来源,包括董事会内部意见的不一,都使得该事件纷纭难定。由此也让我们看出,《申报》所组织的讨论,其实是十分化约了的,好似非黑即白,一清二楚。当然,报纸不可能也做不到将所有内部的外部的讨论一一罗列,突出一点不及其余,以激发读者兴趣,是报纸特性所决定的。但正因为如此,我们从中大略体会出报纸本身的立场和目的:一方面是显示为华人说话,博得好感;另一方面,是以此吸引读者共同关注上海市政的建设和管理。“广新闻纸以布大公于民”,本就是西洋政治社会制度的一个构成部分。“凡朝廷之立一政也,此处之新闻纸或言其无益,彼处之新闻纸或言其有损,朝廷既行更改,必待各处新闻纸言其尽善尽美而后为。至于行事制器,无不皆然,所以有一举动必历数十年之久,必经十数人之智,及其成功则莫能与敌。”故新报“上下可以相通,远近可以相达,相勉相戒以辅成国家政事也”。《申报》在《论西人电信保险拍卖诸事》一文中,最后有这样一句话:西人之“乐为奇计异能之事,是以日新而日盛”,是与其制度创造和保障分不开的,“观乎此……岂仅夸奇计异能而已哉?”这恐怕正道出了其内在的部分动机。由此,关于市政建设和公共管理的讨论,是报纸的一种即兴式公开表演,并通过这种表演,将读者群体的注意力纳入自己的管理之中。或许正是受到这样的召唤,传统士人们追随着这些讨论,在报纸上展现传统“清议”的风尚。譬如,当时租界马车伤人,几以成为一大顽疾,“行人走路须加意,仔细中央跑马车”。就有人在《申报》上倡议:“今立一法,拟告工部局将各洋行自置马车之人夫,一一编列号数,各给腰牌。其中国人之自开车马行者,由新衙门编列号数,各给腰牌。”牌上一面是“该夫籍贯年貌”及其保人,另一面为“慎重人命”之类的警示,“此法一立,庶几易于稽查,且使之所敬畏,不致狂纵害人,民命攸关,中外一体,曷不筹议及之”。当工部局制定了措施,将管理大小车轿以及往来行人行走之章程在报纸上登列后,又有人觉得不够尽美,自告奋勇提出,“兹更请于立法之外,增置一器吹之作响,以警行人”。“如马车上不备此器者,依夜不燃灯例,罚洋五元”。“想亦西人所乐从耳”。这些建议者,不仅都是煞有介事,而且“立法”成为其习惯用语。1875年一位名叫朗格(H. Lang)的美国基督长老传教士就在他的考察报告中说:“上海是一个模范居住地。也就是说,它是西方文明的一个前哨,与3亿多循规蹈矩的、半开化的异教民族交界相处。在这个居住地里,法律、财政、商务、教育及科学等问题——得到解决并展示给他们,如同生活的艺术在现实中的应用一样。”若果真如此,《申报》的作用似不可低估,尤其是对于华人的影响。值得注意的是,晚清上海官府在报纸中的出场,亦多是与此类公共事务和管理相关:或是疏浚河道,或是禁毒、禁赌,或是禁止女堂倌。这个统治“半开化异教民族”的政府机构,也学会并且习惯了使用除告示、榜文之外的另一种新式媒介来公开通报事务。正是在此时,《申报》显露出与华界,尤其是在精神情感上与中国政治、文化和道德的相通。“夫新报之设,原为劝善惩恶,易俗移风起见”,“方今上海道宪,好善恶恶,欲禁花鼓戏女堂倌,其所以正人心端风化者,固宜中外诸人所乐从遵行者也”。感官享受的惊奇斗艳与道德批判相混合,构成初期《申报》的一个特征。当然,前者即“愈矜奇”是占据主导的,后者的抨击由前者所带出,就好比晚清上海道宪的出面,通常都是与租界有关一样。

“奇闻异事,罔不毕录”:上海“城”的移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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